作者：姚斌
来源：苍茫中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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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萨尔·伊达尔戈看来，经济增长就是信息增长，而信息增长，就是物理秩序的增长。正是这一增长，使得我们星球从原子体系到经济体系都如此独特、丰富而多变。为此，伊达尔戈研究信息量的增长，以及使信息与无序、混沌抗争并增长的原理。这些原理帮助信息坚韧地赢得宇宙中唯一的、真正的战争的胜利：一场有序与无序之战，熵与信息之战。
伊达尔戈早年曾在拉斯洛·巴拉巴西实验室工作，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实验室。他与巴拉巴西一样，都致力于网络科学研究。伊达尔戈以网络科学的角度研究经济，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洞见。因此，伊达尔戈的“增长的本质”独树一帜。后来，他的研究果真就被誉为“21世纪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里程碑”，开创了以物理学、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的先河，颠覆了经济发展和财富起源的传统假设。
1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最杰出的成就在于提到有许多粒子组成的系统会慢慢趋向于少量信息的状态，这被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此，他连续几十年试图诠释物质秩序的根源，但是他的理论所预见的结果和他想证明的相左。身边万物的秩序都是呈上升趋势的，比如花朵绽放树木发芽、森林火灾后自然植被再造。可是他的理论却暗示了万物秩序不仅不会增长，反而还会消失，就像热量会从热变冷。玻尔兹曼证明了宇宙的微观结构在侵蚀着秩序，让一切变得瞬息短暂。他深知这并不是一切的答案，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搞明白信息长存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玻尔兹曼的失败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玻尔兹曼的那个时代，跨越空间尺度的研究违背了科学家之间不成文的规定。而玻尔兹曼企图以原子的运动来解释气体宏观性质。20世纪的科学已经完全证明了玻尔兹曼对原子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在跨学科领域的热情。量子力学把玻尔兹曼的原子理论与化学和材料学联系起来；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又把细胞学与构成细胞的蛋白质的化学性质联系起来。在这多学科互动的探戈舞里，有一个概念十分奥妙难以捉摸，这个概念就是信息。信息是让玻尔兹曼着魔的东西：为什么秩序在地球上日益建立、成长，而在宇宙中却不断恶化？最终的答案来自伊利亚·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
整个20世纪，信息在持续发展与成长，科学家们努力试图理解这些信息的含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信息的概念如旋风般席卷了科学界。信息作为一个强力击穿了学科之间边界的观念，在所有学术领域中都受到了欢迎。信息的概念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一些严重的市场失灵。乔治·阿克洛夫就是因为展示了“当人们对其想交易物品的质量有了不对称信息时，市场就会难以运转”这一观点而声名远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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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达尔戈看来，有两种苹果，一是超市中销售的苹果，一是硅谷中出产的“苹果”。它们全都在经济活动中被交易，而且皆携带信息，无论是在细胞里还是在芯片里。这两种苹果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物理秩序的来源，前者原本就存在于世界，后者为人类所创造。两种产品都是信息的携带者，但其中只有一个是想象力的具象化，那就是硅谷中的产品。硅谷中苹果是人类想象力具象化的物体。把看产品看出想象力的具象化，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人类对人类创造产品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重新看待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以具象化想象力眼光来看待产品，我们所处的国家都成为想象力进出口国，而其中出口的远不只是资本和劳力，还有更多的信息。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如同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指纹，告知我们国民生产那些诸如汽车、咖啡机、地铁、摩托车等实体化想象力的产品的能力，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必要的其他因素。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代表了这个国家人口总体的知识技术储备。既然进出口商品实质上是一种想象力的交易，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一下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与想象力差额相反的情况。
年，智利向韩国出口了价值46亿美元的产品，主要是炼铜和非精炼铜。同年，韩国向智利仅仅出口了价值25亿美元的产品，主要是汽车和汽车配件。很显然，在与韩国的交易中，智利有正贸易差额，却同时有着负想象力差额。因为智利并不需要在出口产品上花费太多想象力，但是却进口了许多包含充分想象力的商品。
如果我们把产品重新定义为想象力的实体化，传统经济学中那种强调贸易差额的理论似乎就不能说明一切。伊达尔戈采用“想象力差额”这个概念来体现在贸易活动中交换的物质熵所承载的想象力。这种强调想象力的理解方式很好地诠释了“剥削”这个概念。“剥削”这个词在一些国家用来说明原材料来换取优良的加工品这种贸易行为。在此“剥削”不是指工业生产中生产力的剥削，而是广义上产品所提取的经济价值的剥削。
19世纪，智利的资产很大程度上源于出口硝石。硝石让整个智利的经济蓬勃发展。20世纪智利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瑞典和芬兰还要高。然而，当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非常便宜的大规模生产硝石的方法，智利的经济就以每年2%的速率萎缩和衰退。到21世纪初，智利仍然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经济贸易国，只不过出口商品换成了铜。铜是智利换取想象力具象化产品的重要交换媒介。在年，智利出口铜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了亿美元。铜是很好的导体，而且储量更大，价格更便宜。铜在有关电力的生产方面应用颇多，包括发电站、变电站、电线和汽车的电力系统。铜的应用发现要归功于迈克尔·法拉第和托马斯·爱迪生的想象力。所以，智利在剥削着法拉第和爱迪生的想象力，因为正是这些发明家的想象力赋予了铜经济价值。这就是经济扩大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说，经济其实是对于建立并累积在法拉第们脑中知识的实际应用的放大器。
实际价值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区别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看待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基于具象化想象力的观点，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消费实力，而是人们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能力。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不是购买力而是创造力。具象化想象力需要很多知识技术。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产品的价值和其中知识技术的价值混为一谈。从具象化想象力的角度来看待商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夹带的信息的重要性。复杂的商品并不仅仅是具有实际功能的原子排列，而是源于想象力。一个产品的结构和雏形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完全了解它的商业信息，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产品的适用环境。
以药丸为例。要理解药丸的价值，就要考虑两个方面：药丸中信息的生产环境，以及适用环境。药丸具象化了创造者的知识、想象力和技术。创造者明确地知道这个小东西能够带来怎样的生理影响，而造成这种影响的过程通过药丸的适用环境被间接地体现出来。因为药丸的创造者需要知道如何生产合成它，所以实际上药丸是大量知识、技术和信息处理后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一粒小药丸那么值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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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公司的胭脂河工厂被普遍认为是工业化的巅峰体现。胭脂河工厂在年竣工时拥有93栋建筑和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区域，它能容纳超过10万的工人，能做到在生产链的一端送进铁矿的同时，在另一端输出成品车。为什么胭脂河工厂会如此巨大？经典的答案是用规模效应和劳动分工来解释的。但伊达尔戈发明了“人比”概念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胭脂河工厂将“人比”概念发挥的淋漓尽致。“人比”即“人-比特”，指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所能接受的最大信息量。
亨利·福特将福特T型车的生产分解成了很多越来越小的任务，准确的说是个。也就是说，“人比”的知识技术是把一辆车从原料变为成品车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知识技术量的宽松上限。把胭脂河工厂制造汽车的任务数量当作所需“人比”量的上限，是因为有些任务非常简单，一个人就能精通好几项。此外，许多任务相互关联，为一项任务累积的知识技术可以被应用到其他任务中去。比如给车安装前灯和尾灯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执行这两个工作不需要双倍的知识技术。人比理论表明，更多的知识技术需要更大的网络来储存，但它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没有充斥着胭脂河工厂还要大十几二十倍的超级工厂。这就表明了量子极限的存在，即“公司比”。公司比即“公司-比特”，也就是公司所能承载的最大知识量和技术量。这就是限制公司规模的因素。
罗纳德·科斯在年就发现了存在着限制企业大小网络的基本力，原因是网络能积累的知识技术是有限的。联系越便捷，网络越庞大。要分享比我们能形成的网络更庞大的知识，需要公司与公司间形成网络。所以，科斯解释了为什么像胭脂河工厂这样的工厂没有遍布世界的原因。
事实上，不管是什么电脑品牌，它都可能是格式化电子产品的集合：英特尔或者AMD的芯片驱动；昆腾、三星、希捷或富士通制造的硬盘；金士顿、海盗船或必恩威做的存储器；以及一个D-link、TPlink或者Netger做的网卡。这些品牌和公司可能都不是电脑上标识的企业。这意味着电脑是由一个公司网络而非单个公司制造的。苹果的成功就是这样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来自其他企业的技术，因此就有苹果产业链之说，其中涉及了众多的中国企业。你在抵制苹果产品的同时，也抵制了其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
这表明，如果要打破“公司比”的限制，就需要公司网络来制造复杂产品。公司有许多种可以合作的方式。一些公司间的合作十分简单，比如从一个清单中订一个墨盒。其他的则非常复杂，比如在建造一个新工厂中的合作。此外，许多公司合作都是基于社交关系网的。
杰拉德·戴维斯曾经在《自由市场管理》一书中描述了制造一个芭比娃娃的过程。制造一个芭比娃娃是由20个不同国家合作完成的。制造过程之所以分散各地，不是因为制造芭比娃娃需要的知识技术多于一个公司所能容纳的量，而是因为建立国际商业链接的成本减少了，将制造芭比娃娃所需的知识技术分散到20个不同国家自然也就变得可行了。商业链接成本的下降使得制造过程得以分散到公司的网络中，如同芭比娃娃的例子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由于公司的制式技术容量有限，公司网络便成为生产的必要条件。胭脂河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技术并生产了大量车辆，但它没有成为20世纪制造业的奠定，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构建一个公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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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业的复杂和健康证明了制造业网络积累大量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增强。仅仅几个世纪前，许多产品还是和某个地区紧密相连的，比如法国香槟、瑞典钟表。而对于现代大多数产品来说，这种联系早已名不副实了。iPhone到底算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的，还是韩国的？随着制造过程的分解，产品的国籍就逐渐模糊了。这样的模糊与行业界限模糊有着同工异曲之妙。
硅谷模式解释了像苹果那样公司的成功之道。硅谷密集的社交关系网和开放的劳动市场激励了企业发展和各种实验。公司们一边激烈竞争一边相互学习如何通过非正式交流和合作实践来改进市场和技术。因此，社交关系网与技术网络在公司中极大地内部化。
关于硅谷的渗透性界限和适应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年史蒂夫·乔布斯到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参观的那次有名经历。在那里，乔布斯学习了图形用户界面（GUIs）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最终，苹果而不是施乐，成为成功将这些技术商业化的公司。乔布斯能够去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参观，是因为那里的人信任他。这再次表明信任促进了我们社会积累知识技术所需的大型网络的形成，尽管信任有时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具有很多与软件硬件网站相关的知识技术资源的地方，其知识技术存在于那些正在参与软件和硬件开发的企业专家中。事实上，硅谷大部分公司在历史上都是相互有高度联系的。在创立苹果公司之前，史蒂夫·乔布斯就曾在雅达利工作。斯蒂夫·沃兹尼亚克曾在惠普工作。如果惠普、雅达利和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没有位于硅谷的话，那么建立苹果公司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很可能也不会有了。
因此，在产业多元化的进程中，那些需要其他产业知识技术的产业是一块至关重要的垫脚石。社会关系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经济价值。一个有多个技术丰富但彼此不联系的团队组成的经济体会错失很多大好机会，因为这个经济体既不能产生使得商品货币化所需的经济交流，也无法产生创新团队进行革新所需的信息流。在公司和公司网络中，能够形成积累大量“人比”的知识技术。这种知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释经济产出并预测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经济体系存在于先它出现并制衡着它的社交及职业关系。这些关系网很重要，因为只有依靠这些网络才能积累出数量庞大了的信息和技术。所以，信息的发展是整个人类分析计算能力的进步，加以人类创新产物的长期积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从飞机到牙膏，这些创意具象而成的结晶，既增强了我们把知识、技术以及社会创意实践应用的能力，又提高了我们生产更多信息的能力。而且，正是这些结晶，让我们将知识技术的增长构成一张具象化的关系网。这就是伊达尔戈的“增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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