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典*治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在增强学说“科学性”的同时削弱了这些特征。现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从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维度体现了“*治经济学回归”。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命题，经历了秩序重建的计划经济时期和总量增长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说也经历了斯大林*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引入。当前，我国经济需要在增长基础上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且这种实践呈现出多个向度的复杂图景，这引致中国经济学说从单向引入转为主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契合理论和实践演进的双重逻辑，其建构应按认识国情—概括特征—提炼概念—形成命题—检验理论—凸显价值的路径展开，这一建构过程促使人们重新理解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方法论。
关键词：*治经济学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实践
作为社会学科，经济学说是人们针对实践而形成的抽象认识或理论投射，理论认识又构成了人们参与和改造实践的思想来源。经济学说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彼此推进的关系，实践的时空变动伴随着不同学说在竞争中变革，以提升对实践这个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和引导力。由此出发，17世纪初期，*治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并成为独立学科，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约翰·穆勒等则将古典*治经济学推向顶峰，此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基于“边际革命”完成了古典*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型，并奠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则结合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由此建构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延续至今的主流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扩散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出迥异于主流经济学并向*治经济学回归的特征，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和*治经济学的回归，在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古典*治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治经济学回归构成了理论嬗变的脉络，这一脉络发生的实践及思想基础需要给予清晰的梳理和阐释。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抗日和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于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由此推进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阶段的经济实践。自年以来，中国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现阶段则在全球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化的叠加下，开始步入经济增速放缓、动力机制转换的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实践伴随着经济学说的动态演变：从斯大林*治经济学的引入转向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扩散，每种学说及其伴生的实践过程在化解某些问题的同时，又诱发出新的挑战或加剧了此前已显露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时序意义上制度、绩效、理论的转换特征，也呈现出时点意义上成就突出但挑战严峻的多维特征。这种格局需要人们廓清中国指导其经济战略和*策选择的理论学说是如何演变的，进一步地，更需要在契合*治经济学回归的背景下探寻新时期中国的主导经济学说，这一学说应体现对中国已有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指引。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对这种诉求的积极回应，并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说从外部引入向主动建构的转变，那么就需要在学理层面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和构建思路。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学说史层面论证*治经济学回归的实质和发生机制，在实践史层面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及经济学说的嬗变历程，进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及建构路径，最后是结论和引申含义。
一、*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学科特征
*治经济学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兴起相伴而生。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登堂入室引致了经济、社会、*治、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需要创新的、系统的经济学说来解释财富生成和分配的机制。由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就相继成为这一变革初期的经济学说，尤其是蒙克莱田在年首次使用“*治经济学”来表述国家与经济秩序之间的运动规律。此后，亚当·斯密《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推进并完成了古典*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分析传统经过约翰·穆勒《*治经济学原理》（）的综合，从而“将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1]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