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互信的交易走不远
撰文
*大拿编辑
楚琦
引文：凡事都要用算盘来计算一时得失固然不对，但一个对国家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如果根本缺乏经济学常识，就一定好吗？
周末，轻松一下，看新闻联播了解全球大事的时候，听一个寓言故事吧：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种物品“牛肉与土豆”，同时也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牧牛人和种土豆的农民”，这两个人都爱吃牛肉，也爱吃土豆。
怎么能让他们的生活增添一点小确幸？
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答案显然是让他们相互交易。
然而如果牧牛人不但是养牛的专家，同时也擅长种土豆的时候，他还会选择和农民交易吗？
答案依然是肯定的。至于原因，经济学家会告诉你，那是因为在种土豆这个事情上，农民有比较优势！
经济学家用这个寓言告诉人们，贸易可以让每个人的状况更好。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贸易可以让每个人的状况更好”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条经济学原理。
这个原理现在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在摸索这个原理的过程中，中国人却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
一
放下刀枪，来打算盘吧
朱元璋建国，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其在边地袭扰，一直是明王朝的麻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明蒙双方都是这样一种状态：隔绝，封锁，对峙与骚扰。为了解决牧区生产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人时不时挥戈南下，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
而到了秋季，明朝则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还经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
你不让我不舒服，我也找你的不痛快。这种格局相持了很久，直到一起桃色事件的意外发生。
明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答崛起，他统一蒙古各部称雄草原;率*杀近北京，其兵锋距皇城才二十里。嘉靖皇帝急召内阁首辅严嵩等人议方略，嵩曰：“此抢食贼耳，不足患”，兵部尚书丁汝夔亦曰：“饱虏欲，当自去耳。”
在明朝高官那里，让敌人吃饱喝足，俨然成为一退敌良策。大明王朝的虚弱可知，蒙古骑兵的凶悍，也真是跃然纸上了。
但即使是不世出的英雄，也会有其“软肋”。俺答的“软肋”就是女人。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俺答娶胥比吉女为之妇;不相能，复聘兔扯金之女。适俺答长女哑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艳丽，已受袄儿都司聘。俺答夺取之，袄儿恚甚，将攻俺答。俺答无以解，即以那吉所聘之女偿之。那吉怒，谓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孙，又夺孙妇与人。吾不能为若孙，吾行矣。’遂与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
把这段话读懂，先要知道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俺答；还有一个是俺答之孙把汗那吉，那文中所说的“那吉”，把汗那吉自幼父母双亡，由俺答的妻子抚养成人。“多智，有口辩”，深受俺答的宠爱；另外一个是女人，即文中所说的“三娘子”。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三娘子从辈份上讲应属俺答的外孙女，但因“貌甚艳丽”，在出嫁之前被俺答夺取。这样就得罪了三娘子的原夫家，于是俺答又让把汗那吉聘定的女子相嫁，作为补偿。把汗那吉因此勃然大怒，遂带领亲信向明朝叩关请降。
前面说过，俺答对把汗那吉这个孙子非常宠爱。这种宠爱实际就是一种筹码。这一点肯定也被明朝前线大臣们洞悉了，所以把汗那吉刚来请降，两位大臣就在书信中兴奋地说：“此奇货可居也。”
俺答失去宠爱的孙子，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双方折冲尊俎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的主旨可用一句话概括：咱们别打仗互害了，还是做生意吧。
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共识，当然缘于双方拥有共同的需求。除此之外，俺答珍若拱璧的三娘子也功不可没。
官居明朝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的穆文熙有一首诗专门写三娘子：
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厌明珰，
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
明代著名文人徐文长曾经到边疆游历，将所见所闻写成《边词》组诗，其中有一首也是对三娘子的礼赞，诗曰：
汗血生驹撒手驰，况能装态学南闺。
幭将皂帕穿风去，爱缀银花绰雪飞。
在这两首诗中，三娘子的形象可谓鲜明而特异：“汗血生驹撒手驰”，骑着骏马风驰电掣，这是蒙古女子英武的一面；“少小胡姬学汉装”，“况能装态学南闺”，则见出三娘子对汉文化的认同；“共逐单于入市场”，蒙汉互市，多年以来因为战乱满目疮痍的边关骤然出现繁荣的交易场面，大首领和他的夫人，也禁不住要来市场上体验参观了……
如此和谐的一幕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二
没有互信的贸易走不远
放下刀枪，拨起算盘，是不是一件好事？
今天看来答案不言而喻。但回到明朝，隆庆和议却一直在承受着各种攻击。
一种声音认为，和蒙古人做生意，咱们吃亏太多了。
这种声音可以官居吏部尚书（相当于正部级）张瀚为代表。张瀚退休之后写了一部书《松窗梦语》，书中先是说，因为隆庆和议，“国家二十余年无锋镝之扰，亦云幸矣”，紧接着笔锋一转：
“但司农岁输边储，尽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中国仅获其疲敝驽骀。边兵日渐消耗，而稽阅则驱市人以充行伍。……此所谓不终日之计，大司马之所当持筹而熟计者也。”
在张瀚看来，国家输入边疆的商品货物，都到了一去不返的蒙古人那里，而大明王朝得到的仅是一批不中用的驽马。如此短视，主管**的官员们是否太欠深思熟虑？
张瀚的论调并不新鲜。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权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为生产力的高下之分和输出商品的种类区别，贸易吃亏论就是主流的声音。贸易的好处被无视，就只好让刀和枪交流了。
另一种抨击则直指隆庆和议的主持者。
主导、支持和议的都是哪些人物？其中王崇古、方逢时的作用最为重要。
当时方逢时刚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把汗那吉叩关，方逢时立即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则拟定了明蒙双方互市的八条原则，同时针对斥责和议的声音，在奏疏中坚定表示：堂堂天朝，容纳远蛮来归，昭示皇恩浩荡和帝业广阔，以此告示东西各部，天下传承万世，各位大臣为何还疑虑、担忧而不敢做呢？
而在朝廷内部，首辅大臣高拱、吏部侍郎张四维则是王崇古和方逢时最有力的支持者。
高拱是张居正之前大明王朝的杰出人物，他在朝廷讨论要不要和蒙古人互市的时候很恳切地说：蒙古人想和大明互市已经很久了，但长期以来没有人正视这件事情，致使几十年来边患一直未能停止，现在到了我们手上，一定要把它处理好才行啊。
张四维则是王崇古的外甥。
富有意味的是，倡导和议者的家庭背景被批评者揪住了辫子。
王崇古、张四维都出自山西商人家族。当时就有人批评王张等人是用一种商人的思维处理国家大事，而后来日本历史学家小野和子更厉害，一口气刨出了王崇古、张四维等人的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指出他们力倡和议与此种背景有关。
显然，批评者在暗示：和议是国家大事，但实际上却是家族的私利在支撑着和议。
山西地少民贫，经商是一种传统，王崇古、张四维都出自山西商人家族也是一个事实。但具体到互市，王、张家族里的商人究竟有多大的参与力度，最近查看了新出的《张四维集》和其他一些史料，大拿并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而且批评者的逻辑多少有一点怪异。不是刚刚说和蒙古人做生意咱们吃亏太多吗？现在为什么又反而认为，支持和议的背后有商人的私利？
隆庆和议尽管暂时定格下来，但这个和议注定是脆弱的。原因很简单，不是谁吃亏谁占便宜，而是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信任的源头，则在于文化、种族的差异。
在互市期间，蒙古人提出希望得到广东生产的铁锅。明朝一听如临大敌，铁锅拿过去一融化重铸，不就是锋厉无比的兵器吗？万万不能答应！
经蒙古人再三陈词，王崇古分析利弊，朝廷最后算是开恩，特批了五百口铁锅去和蒙古人交易。
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例子罢了。它在说明：不以互信作基础，贸易就不可能顺利开展。
自隆庆和议签订之日起，阴影从来就没有消散。
当人们指责王崇古、张四维是用商人思维处理国事的时候，也许我们很快会想起本文开头的那个寓言。凡事都要用算盘来计算一时得失固然不对，但一个对国家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如果根本缺乏经济学常识，就一定好吗？
三
王直：逼出来的海盗
贸易，应该是隔不断的。但如果非要人为将贸易切断，又会如何？
不妨看看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策及其后果。
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防御倭寇”。
但当代历史学家们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
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相反，是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策。
作为被逼出来的海盗，王直是一个好例。
嘉靖三十五年，王直拥众十余万纵横海上，人称“倭寇王”，实为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州商人。其人本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杭绍间尤多”，因从事海上走私，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
王直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
《明书·汪直传》载，王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就连主持抗倭的官员朱纨也愤愤不平地说，三尺童子居然也把海盗当作衣食父母。胡宗宪则分析称，倭寇动辄以千万人之规模深入内地，端赖奸人接济，“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
吞并另一走私集团之后，独步东南沿海的王直曾向明*府请求开禁，允许与日本展开正常贸易。王直称如果朝廷愿意赦免，他和他的部队将发挥“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作用。也就是说，民间得到贸易之利，国家则得到海上安全。后因明*府食言，王直遂称王。
给日本人卖命出卖中国利益，这是视王直为汉奸的一大罪状。可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直受日人操纵，相反倒有不少材料说明，真倭受王直等人指使，替王直卖命。
利用倭寇是王直集团反明的手段。日人轻生敢斗，明*畏之如虎。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一县城报事人飞奔入城，说“我来了”，守城人误听为“倭来了”，于是“举城鼎沸，守城兵皆弃戈而走。”
为了吓唬明*，王直一些部下剃发冒充日本武士。官*渐知之，但还是愿意把王直的部队称为“倭夷”，原因就在于斩倭寇首级可以得到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为中国人也。”
负责剿倭*事的胡宗宪也是徽州人，伪装重视乡谊，出王直家人于狱，好生优待。王直感戴，上书请降，并表示“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已。”
王直想合法地做生意，这种心情迫切到愿意以身家性命来作担保，但他仍然失败了，朝廷怎么可能信任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危险的人物？
王直*靖三十六年底归降，随即被下狱，受骗后的王直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胡宗宪斩王直于杭州。王直余众愤恨异常，谓明廷“不足信，抚之不复来矣。”从此明王朝的海上安全形势更为复杂。
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助长了走私，特别是那些手握权力的人获利更大。即使是在海禁最严厉时期的洪武年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也曾“私遣人出海行贾”。学者沈德符总结海禁之弊时说：我朝书生不知*国大计，动辄就说“禁绝通番，以杜寇患”，殊不知海禁愈严，则获利愈厚，“而奸民愈趋之”。
嘉靖年间围剿“倭患”，据统计，首尾七八年，破城十余座，掠子女财物数百千万，*民死者不下数十万……“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
“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说得何其沉痛！但也不奇怪，因为*策失误酿就的灾难，从来都是小民埋单……
注释：
《明史》，中华书局版。
《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版。
方逢时《大隐楼集》，辽宁人民版。
《明史研究》第四辑，*山书社版。
《徐渭集》，中华书局版。
《高拱年谱长编》，中州古籍版。
小野和子《明季*社考》，上海古籍版。
傅惟鳞《明书》，商务印书馆版。
《倭变事略》，上海书店版。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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