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分野，就是火的发现、使用与控制。因此人类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火的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就是其中之一。
痛感人间黑暗与蛮荒而天神独享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茴香枝盗得天火，并将其带到尘世，而他也因此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日夜折磨、风吹日晒、鹫鹰啄食，承受无尽的苦难。
他的牺牲，给人间带来了烟火，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纪念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每隔四年都会在奥林匹亚点燃，绵延千年不辍。
从此，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日后也被用来形容成全世人而牺牲自己的先驱，喻指其伟大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如任正非就是一名盗火者，他用来盗火的茴香枝就是华为。
提到通讯领域，很多人可能只了解手机。其实近年来的很多热词，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其前提都是海量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而通讯行业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铺设管道，让信息流能够在其中自由、高速的传输。
因此在未来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通讯行业毫无疑问是基础性、战略性的抓手。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看来，这个行业就如同“火种”一样，理应垄断在自己手里。
而任正非就像是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不仅大张旗鼓的进入了这一领域，甚至把“火把”洒向了全世界，如此行径，自然让美国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就是华为近期受到多方压力的根由。
这名“鲁莽”的盗火者究竟来自哪里？
企业家的诞生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绝对的偶然和相对的必然。偶然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却能极大丰富了历史的本身。任正非和华为的出现，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偶然现象。
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如今中国号称“企业家”的群体中，商人依旧占据主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从中也能看出我国缺乏企业家诞生的土壤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少传奇商人，范蠡、白圭、沈万三、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的经历令人深思或感喟，但他们都不是企业家。
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延续两千多年。地位低下的商人想要通过经商来改变世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抱负的商人们，或由商入官如胡雪岩；或由官入商如张謇；或干脆官商一体如盛宣怀，但归根结底，经商只是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把持权柄才是他们安身立命、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无数人的命运被深刻的改变。《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曾写过一本风行美国的报告文学，描绘他眼中的中国，书名就叫做《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野心时代”这个形容非常传神，如今的中国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纽约，《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鲜衣怒马、灯红酒绿，人人都跟资本捆绑，想以小博大，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短期化、功利化、吹糠见米的动物。
如今的中国也正是如此，老板们一改往日的落魄，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但舞台中上演的更多是关于金钱、野心和命运的悲喜剧，而绝少看到企业家的身影。
任正非的同龄人中，便有很多时代的典型作品。有妄自忧天的杞人，商人的命，却操着总理的心，谈笑间都是千秋伟业；也有不好真龙的叶公，虽然举起高新科技的大旗，但实则外强中干，生存智慧远高于经营智慧，只是打得一手好太极罢了。
但无论是杞人还是叶公，都是时代的造物。在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作为经济的主体，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即使有工厂，厂长也只是按计划安排生产的执行者罢了，根本谈不上企业家。
四十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国内诚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专注实业的企业家，如格力的“董小姐”、美的的何享健、海尔的张瑞敏、福耀的曹德旺等，但他们在庞大的商人群体面前，仍然是绝对的小众。而且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核心技术来说，中国的实业家群体离高度全球化、打造高端产业还为期尚远。
唯一的异类，就是华为。
山里人的精神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我大伯和他的父亲曾是一所学校教书的同事，我堂兄和他也是校友，两家同住一个家属院内。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与任正非缘悭一面（注：想见上一面，但总差那么一点缘分），但是由于我们有着类似的出身背景，再加上华为这家企业的特立独行，所以我一直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