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怎样利用市场价格、竞争市场和效率取得效益最大化？比如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农业都由你说了算。今年美国决定生产蒲式耳小麦，你的工作就是尽量压低小麦的生产价格。你会怎么做呢？
你应该避免：一位农夫花10美元生产1蒲式耳小麦，但另一位农夫可以花——比如4美元，就生产1蒲式耳小麦。这会导致国家的小麦供应比合理价格高出6美元。首先，你需要展开调查，确认每位农夫生产小麦的成本。这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即使在同一片农地，每蒲式耳的成本也可能不同。
我的朋友米兰达拥有一片农地。她发现生产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价格的两倍。因此，你需要收集的信息不仅是全部蒲式耳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如米兰达地里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价，而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再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又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并以此类推。你还需要了解生产第蒲式耳、第蒲式耳、第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约为多少，即使它们还没有被生产出来。好吧，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所有信息。该如何运用它们呢？
这么说吧，假设米兰达可以生产蒲式耳小麦，你决定她的第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是10美元。同时，她的邻居南森也生产了蒲式耳小麦，但你发现他生产第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竟然只有——比方说4美元。现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命令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小麦，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从而使全国小麦的生产成本降低到6美元。事情看起来进展不错，也许你还将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但问题是，如果数字发生了改变呢？米兰达生产99蒲式耳小麦，而不是蒲式耳，那么你就需要知道第99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9美元。
如果这时南森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5美元，那么你的方法能够继续奏效，可以省下4美元。最终，你会来到一个临界点，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两人的农地上趋于一致。那时候，你的方法就不管用了。但是，你不能撒手不管。恰恰相反，你需要重新开始，找出另一对农夫。除非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所有农田都一样，否则你的工作就永远不会结束。你的工作就是不停重复：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你必须确保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各块农田上是一致的。
原理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但在实际操作时，难度堪比登天。你不仅需要知道每块农田里生产每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还要留意每次天气变化或者原料价格波动、拖拉机是否发生故障或者是否有农夫生病、卡车每次运货是否存在闲置空间（因为小麦的运输成本也是生产成本）。那么，这里有一种更好的方案：为小麦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不管怎样，现在是由你说了算。）如果你宣布成本价为6美元，那么每位农夫都会将他的生产成本控制在6美元之内——一旦成本超出6美元，他们肯定不干。
如果米兰达的第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为10美元，南森的为4美元，你根本不需要告诉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出于价格驱动，他们都会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他们和其他农夫不断调整，直到大家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都维持在6美元。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竟然达成了一致！这正好尽可能压低了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农夫在意控制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这“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却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正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和她都带到了这一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市场价格。
如果不同农夫面对不同价格，整套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如果米兰达的1蒲式耳小麦可以卖12美元，而南森的只能卖2美元，那么米兰达就会生产10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但南森根本没办法生产4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蒙受节约6美元成本的损失。在完全发挥效用的价格体系中，每个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价格。价格体系运作良好，就能够将小麦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出于前述你已经了解的理由，它还能确保我们获得的小麦总量：既不会过多（我们本可以将资源用于其他生产活动），也不会太少（我们本可以收获更多小麦而不是其他农作物。）让我们再进一步。一个经济体中不仅只存在单一的小麦市场，经济活动也远比生产行为复杂得多。
这就是两条福利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包含各种商品、各式活动，而且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但是竞争市场和市场价格能够保证产生最有效的后果。世界上充满缺乏效率的浪费，人们如果没有相关经济学背景，就会将它们视作“恶性竞争”或者“市场胡作非为”。
但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溯缺乏效率的源头，就应该寻找没有被发现的市场，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市场；我们应该寻找没有被标价的商品——通常而言，就是还没有主人的商品。以污染为例。一家工厂排放出有*气体，引起邻里间的不适。这可能是有效率的体现，也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体现。工厂对一些人有好处（它的老板、客户，或许还有一些没有与它发生直接关系的人），但也伤害了一些人（它的邻居）。
原则上，我们可以使用金钱来转化所有利和弊（比如询问邻居，你愿意为工厂搬离此地付多少钱？或者工厂不搬走，它应该付给你多少钱？）。总体而言，工厂的利可能大于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就是有效的，即使它会造成污染和其他问题。但也可能它的弊大于利。这么一来，它的存在就是无效的。无效性的最终源头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市场过度资本化以及盲目追求利润造成的后果。
实际上，它恰恰是市场资本化不足导致的后果：因为根本不存在空气市场。假如有人拥有工厂附近空气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对它收费：工厂需要为污染付费，居民需要为自由呼吸的权力付费，就为工厂的污染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抑制因素。即使周围的空气属于工厂老板，它同样是抑制因素。因为如果空气被污染，老板就会失去将干净空气卖给邻居的机会！不管谁拥有空气——工厂的老板、邻居中的某些人，或者看不见的“空气地主”——工厂都可能停止污染行为。
实际上，除非存在这种有效后果，否则工厂一定会继续污染空气。这并非说管理空气或者维系空气市场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它是处理污染问题的可行方式。我想表达的是：缺乏效率是由市场缺失导致的。如果存在缺乏效率的现象，很可能在某处潜伏着一个缺失的市场。人们极度觊觎非洲象的象牙，几乎将这些美丽的动物推向了灭亡的绝境。我尽管无法为此找到简单的解决方式，却很容易指出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些非洲象没有主人。只要它们有主人——无论是谁——都会确保大象尽可能存活下来，这样他才能继续做生意。
人们对牛的需求远超过对象牙的需求，但牛群从未面临灭绝的威胁。关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牛有主人。同样，造纸公司完全有理由保护他们拥有的森林，因此这些森林不会消失。忧心忡忡的环保主义者总在提倡回收纸张，这样我们就不会砍伐更多森林。但讽刺的是，造纸公司减少对树木消耗的方式就是保护规模较小的森林。还在指望靠回收纸张保护森林的世界，树木的数量一定会减少。
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罗伊·罗默（RoyRomer）（也是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的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秋日，他外出散步时发觉丹佛的每个家庭都将自己门前的落叶吹到邻居的院子里。他认为，这里一定存在许多市场，如果没人买吹叶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或许他的儿子应该告诉他，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市场：如果可以对邻居将你的院子当作垃圾场收费，问题很快就会消失。但这位州长的确指出了某些关键：缺乏两种市场好过缺乏单一市场。
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最好每种商品都可以找到属于它的市场。不过，鉴于根本不存在“将后院当作垃圾场”的市场，最好也人为消除扫落叶的市场。然而，州长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在我生活的街区，人们不会将自家的落叶吹到邻居的草地上。这么做，并不是为对方做好事，就像你不在家时有人为你代收邮件。实际上，这与市场的运作十分相似，如果你违反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即使没有正式组织，市场还是会协调运作，因为它是改善每个人福利的最有效工具。当今，我们总被提醒必须呵护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每样物种都恰到好处地存在于它的生态位上，而每个生态位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整体。但我们不妨省点心，根本不用太过担心市场的脆弱程度，因为它总在不停地自我修复，这是自然界永远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