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6日电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理想。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还写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
与此相较，肇始于乌托邦的西方“福利社会”思想及其实践也由来已久。
一个是中国的阶段愿景，一个是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国“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异同何在？中国又能带给世界怎样的全新答案？
为此，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斐。
▲云南省腾冲市五合乡帕连村是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傣族村寨，5年前，这里只是一个环境脏乱的小村寨。年11月，帕连村邀请来一个艺术家团队，在这里启动“艺术改变乡村”项目。如今，帕连村已成为外地游客来腾冲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论坛上“最诗意的诗庄”。图为年8月，村口大幅壁画《爱照相的小女孩》吸引游客。中新社记者李嘉娴摄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同富裕”和西方“福利社会”的发起背景和实质有何不同？
沈斐：进入马克思主义视野可以看到，二者发起的背景和实质完全不同。
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是在消灭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级”阶段的任务。它将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通过共同富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年8月，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MAP示范农场万亩稻田中，一幅主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稻田艺术画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中新社记者佟郁摄
西方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以拉动需求对治过剩性危机。它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以美国为震中、席卷整个西方的“经济大萧条”。为拯救美国，罗斯福出台“新*”，以高额累进税、社会保障*策和“计划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劳资矛盾和重启经济。“新*”成功后，凯恩斯经济学传播开来。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压力下，欧洲开始推行国家福利*策，建成一批福利社会。
《资本论》第二卷深刻揭示了其实质：为实现剩余价值，资本的流通过程要求抬高工人工资，让工人阶级的需要成为社会有效需求，让大规模消费成为资本周转和循环的推动力——这后来成为凯恩斯经济学暗中依据的一条原理，也是福利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石。
▲年5月，德国柏林最大的杜斯曼书城哲学区收银台摆上了写有德文“资本论”字样的马克思头像。中新社记者彭大伟摄
按照《资本论》中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福利社会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自我否定——从自由市场中内生出*府干预的要求，让利润至上的资本家阶级“自觉牺牲”部分利润以换取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运转。
中新社记者：以“高福利”为标识的西方福利社会制度为何频遭危机？
沈斐：福利社会一度缓和了贫富差距，克服了过剩性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爆发的滞胀危机是福利制度运行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机。“高福利”意味着高工资，与资本家追逐高利润天生矛盾。因此资本家用两种方式对抗“高福利”：一是大量企业外迁，寻求海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市场，导致西方实体经济“空心化”；二是企业股份化发展，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虚拟经济领域，致使资产价格虚高。二者叠加，引发“滞胀”。
为克服“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让福利制度再遭危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否定凯恩斯主义，抽掉了“高福利”的理论根基；在*策上又削减“高福利”，导致西方福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停步不前。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金融化发展，又引爆了年次贷危机和年欧债危机，让西方“高福利”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年1月，在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市街头，很多女性顾客正在抢购减价日用品。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持续低迷，股市大跌、楼市不振、油价大涨等不利因素导致美国人的消费信心受挫。中新社记者张炜摄
而福利社会“高福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大众消费以解决过剩问题，这让西方步入“消费社会”，问题丛生：一是大规模消费和过度生产造成滥用资源、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二是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造成物化的、片面发展的人；三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几乎都集中在物质层面，即便是教育、假期等也是暗中为消费服务，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失衡。
中新社记者：中国此次提出的“三次分配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有何不同？
沈斐：西方的三次分配与税收激励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联。在不少西方国家，若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即可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或享有社会保障方面的某些优待。因而西方的慈善捐赠行为，固然有宗教、道德、伦理的社会土壤，也不乏避税、利益输送、收买人心等经济和*治利益的考虑。
中国的“三次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不仅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也是完善分配体系、促进社会公平的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对于先富的群体，在其自愿的情况下，理应打开通道，为其社会责任转向提供便利。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提出三次分配正当其时。
也因此，一些研究将中国与西方简单比较，得出中国的慈善捐赠活动还很不够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年7月拍摄的深圳第一楼平安金融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将在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方面进行探索。中新社记者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实现共同富裕被称为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中国信心何在？
沈斐：这一全球性治理难题对西方和中国来说性质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天然要求“相对贫困”，要有人失业，经济才有效率。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制造贫困。对资本主义来说，缩小贫富差距不过是发展的权宜之计，谈共同富裕无异于“与虎谋皮”。
▲年5月，46岁的美国工人罗尼被某汽车制造厂解雇后，在芝加哥街头向路人展示“失业，求助”的纸牌。中新社记者王瑶摄
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必须也必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新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共同富裕的第二步。
可以说，西方走向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迫于发展压力的自我革新，过程非常痛苦曲折；而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一以贯之的自觉奋斗和追求，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新社记者：实现共同富裕，对中国来说挑战何在？
沈斐：挑战在于能否实现全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与资本主义以“资”为本、用钱衡量一切的价值观不同，中国的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取向，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自主性、创造性、自我实现的程度为价值尺度，将发展的目的回归人本身，而不仅聚焦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的内涵远超物质层面，因此不能简单量化考核。在建立以人本价值观为基础的多元价值衡量标准体系方面，我们还需继续探索。
▲在广西北流市新圩镇河村，共享农庄、民宿客栈、茶馆、图书馆、咖啡屋、艺术工作室等休闲设施触手可及。年7月，游客在北流市新圩镇河村内为老者作画。中新社记者俞靖摄
此外，中国经济的飞跃最初发生在法制、*策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因此更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