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内涵为蕴藏在人体内的知识与技能，投入越多，积累便越多。关于人力资本测度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发展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主要包括：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成本法主要通过测算投资成本的方式推算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最早提出使用成本法测算人力资本的是E.Engle，起初主要将所有劳动者划分为几个阶层，通过对每个阶层的人的初始成本、每年新增成本、人生长到成熟的年限做出假定，以此来估算特定阶层与年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后来经过很多专家的不断推理归纳日趋完善，对成本法测度人力资本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造就了永续盘存法的诞生，但因为投资范畴不明确以及数据可得性问题没有被广泛用于实证分析当中。收入法主要依据人力资本当期或未来所能获得的货币收益价值来测算人力资本水平。最早对收入法做出明确定义的为L.I.DublinA.Lotka,通过收入、就业率、贴现率等指标进行测算，但因为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收入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常常不对等，测度数据可能会存在较大偏差，未能被广泛使用在学术研究当中。
教育指标法依据平均受教育年限及绝对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间接反映人力资本水平。最早由Psacharopoulos提出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指标来研究人力资本水平，当然教育并不能完美的替代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存在差异，所测得数据也同样会存在偏差。以上三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各具优缺点，具体使用哪一种作为实证测度方法更加精确有效，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统一。但教育指标法以其数据的易获得性，易操作性，并且可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应用更广泛。
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了教育对个人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后，在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首先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新增长理论开始把教育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就此一系列关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研究在国外展开，Romer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大的经济体将会在发展中经历更快的增长。
Barro也同样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说明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之后Benhabib和Spiegel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是影响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在一方面印证了人力资本推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人类作为社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不会有褪色的时候，而在这一阶段教育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日趋完善，Francesco和Jochen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方面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水平，间接加速技术变革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YogaAffabdi等使用受教育年限量化印度尼西亚的人力资本水平，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得出认知技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它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质量。当然资本投入量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产出水平，而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当中教育资本投入量存在明显的差异，JedwabRemi等发现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回报几乎为发展中国家的两倍。国内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大多开始于年，主要从理论层面展开，如王开国对教育人力资本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性质与特征做出了说明，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信息载体与处理载体，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力资本的内涵。
在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后，实证研究这随之展开，焦建玲使用协整分析检验了我国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当然在教育人力资本测度方面，学者们没有形成完全统一，但教育指标法以其数据易获取性，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当中。姚先国和张海峰认为关于人力资本的测算是一项难度的工作，但一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更为合理。
郭庆旺和贾俊雪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测度指标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教育未能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等教育培养的人力资本对溢价水平的影响较为模糊，而高等教育扩招反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溢价。由于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人力资本的质量也同样会存在地域差异，张国强等发现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水平差异颇大，东部地区明显要优于中西部地区。那么缩小区域差距，使区域间达成动态平衡就会成为社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