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
本文作者：田轩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国各方急援疫区的同时，有的人却在趁乱收割智商税。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发国难财”这一话题，在学术圈引发了争议。虽然学术讨论无禁区，但在当前的这个非常时刻，一些网红“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却显得格外刺耳。
他们认为：“发国难财”是可取的，甚至还引用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为“发国难财”的人辩护。他们表示，“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不但不该受罚，还应得到奖章。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国难财”能够让市场更有效率。这与当年某网红“经济学家”认为“春运的时候提高票价就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号说点傻话，那也不值得反驳。但这一次，为支持“发国难财”发声的，却是公众们熟悉且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不奇怪，短时间里，媒体上就涌现了一批自称“研究穷人经济学”、“为广大股民说话”、“为社会整体代言”、“自己决不会被收买”的经济学者。这不是好现象。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经济学者本来是最明白其个人道德不可能改进社会的人。如果经济学者不但不去从事研究，还要靠标榜个人道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就意味着他双料的堕落。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F.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美国人里德（L.E.Read）在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I，Pencil）》，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在这篇短文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铅笔的制作过程。从石墨、粘土、木材、*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还是诞生了！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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