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秦朔
年“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年的SARS病*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府对中国*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万部iPhone、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亿美元；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