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爱被视作人类主义至高价值、解决人类“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然而它本身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却是充满了问题。由于爱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爱的问题，很难被算法化处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可以被视作尝试把爱算法化的第一人：他的“婚姻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强大的婚姻算法。在贝克尔所提出的“婚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人类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
华东师范大学*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冠*认为，随着当代数字婚恋平台的兴起，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婚姻算法逐渐被搜索引擎算法所强化。然而，当爱的场域接受算法治理后，爱的问题本身非但没有得到应对，反而使人类主义的核心价值陷入全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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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为了能够和算法思维产生接口，我们把“爱的革命”发生后的人类主义时代人们遇到的爱的难题，重新界定为：怎样使自认为深爱彼此的爱侣，避免走向死亡或走向背叛？进而，要达成的求解目标可以相应改成：爱通向婚姻而不是死亡，婚姻长久维系而不是出轨离婚。我们还可以对目标进一步加上明确限制条件，这样就更加“算法友好”。
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诚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陈世美”现象。贝氏论证逻辑是：两性场域中每个人都根据“估算的价格”找伴侣，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产物，从而构成一个均衡状态。在这种根据理性计算抑或算法指导而建立的婚姻中，你可以靠自身努力改变境况，从而吸引更高“质量”的人来实现改换伴侣，但你无法靠改换伴侣来改善境况。
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无法处理“卓文君”现象。建立在经济学模型之上的婚姻算法，完全没有触及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满”结构。故此，它对日常生活中明面上各元素单一叠加的加权计算做得再精致与精确，却都会因无法纳入那种靠逾越规范性禁令所带来的快感，而发生极大的偏差。贝克尔的经济学只聚焦符合理性的叠加、获取，而排斥彻底无理性的消耗、死亡。贝克尔完成了婚姻的算法化，但爱恰恰却被遗漏在外。
计算理性，就是爱的算法化的前提基础。理性计算与决策的前提，就是要有容易获得的市场信息。互联网婚恋平台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正是提供了海量的、可供快速搜索的市场信息，并且平台为“优质会员”们的信息之真实性做背书。而数字平台的搜索引擎算法与数据分析算法，却使得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基石之一“市场均衡”，沦为离现实情况更加遥远的一个“强预设”，即“优质会员”极大地垄断信息通道，“高低”通吃，“不优质会员”连被显示出来都难。
贝克尔的“婚姻市场”认为人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并且需要明码标价，这样才能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来达成市场均衡。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玩真的”态度正是标识了科学精神：一切都可以放到明面上来进行数学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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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算法与奇点：爱、死亡、机器人
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年影片《普罗米修斯》及其续集年影片《异形：契约》中，一直在背后掌握全局引导事件发生、把制造它的人类科学家与异星生物尽皆作为棋子的仿生机器人“大卫”，最想攻克的难题就是爱。爱，是人类主义（humanist，汉语学界通常译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甚至被视作为“人性”的内核。当代英国哲学家托尼·米利根在《爱》这部近著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爱深层次地同我们的人性相嵌联。”同样地，斯科特用电影语言告诉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爱是人类维系住“人性”尊严的最后堡垒。
在人类主义的时代，上帝被祛魅，甚至被宣布死亡——在上帝至高性的空位上，我们看到了人类主义的爱。另一位当代英国哲学家西蒙·梅在《爱：一个历史》一著开篇写道：“现在更胜于以往，人类的爱（humanlove），被广泛地赋予去达成以前被认为只有神圣的爱（divinelove）才能做到的任务：成为我们关于意义与幸福的最终来源，成为战胜苦难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来源。”爱，不仅仅成为意义与幸福的根本维系，并且同当年的上帝一样，被视作应治现实世界各种苦难、挫败、难题的根本力量。对此，巴黎七大哲学教授、法国前教育部长吕克·费希更是作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第一次人类主义，产生出了“爱的革命”，亦即，为爱而婚（marriageforlove）。在经历解构主义洗礼的当代人类主义框架中，爱则进一步成为“意义的一个新的原则”。作为“第二次人类主义”的捍卫者，费希强调，“好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爱的激情当中”，而不在抽象的“国家、革命，甚至进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中。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爱已是生活的中心，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
然而，被视作“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的爱，本身就包含很多问题。一旦当我们把视线从哲学家的话语转到现实生活中，爱的至高性就变得很可疑了——爱或许是人类“生活的中心”，然而它却往往被谎言、出轨、背叛所淹没。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出轨”以及相关语辞大幅占据八卦新闻的版面。我们还可以发现，近几年国内外的热门电视剧，也多聚焦于这一题材——《我的前半生》、《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福斯特医生》，等等。在《当爱冲昏头》一书中，两位当代德国学者哈洛德·柯依瑟尔、欧依根·舒拉克甚至写道：“人类历史，是一部关于出轨的历史。”它是如此普遍，跨越了社会阶层或教育程度，跨越了各种历史年代和文化习俗。如此说来，人类的“文明性”成就恐怕不是爱，而是对爱的背叛。
要解决爱的难题，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爱。但问题是，爱恰恰说不清道不明。什么是“两情相悦”？怎样算是“情到浓时”？没有量化的测度方式。爱到什么状态可以牵手共度人生？各凭感觉。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帕斯卡有句名言：“心有其理，理性对其一无所知。”爱，成为理性之“光”照不进去的不透明之域。在贝瑞特·奈鲁利执导的年电影《明星助理》里，“明星助理”帕蒂谷对无法决断情感方向的女影星德莉西亚说了一句名言：“心知道（Theheartknows）。”但即便作出的这个决断结果确实很明智（理性也认为很明智），但这种对于理性不透明的经验，却是完全无法转成可被理解与传播的知识——换言之，各凭感觉。理性，就是要追问理由（reason）。最后拿到的答案：爱。爱是什么？不知道（“心”知道）。到此，理性彻底无法施展：爱，标识了理性的限度。李宗盛在《当爱已成往事》中写道：“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李宗盛没夸大其词，对于人类的理性，爱就是个令人目眩神迷的难题。使这个难题难上加难的是：人类自己又很奇怪地把爱视作人类主义至高价值，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答案。
斯科特用电影语言一方面告诉观众爱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难题，同时假设了人类自己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事实上，人类没有攻克爱的难题。爱仅仅是泛滥于公共人物的话语中、缭绕在巨星们的歌声中、出没于大小屏幕里的影视作品中。爱，是洒在“文明”表皮的一层金粉。照“理”说，谁会反对费希之言，“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然而什么出了错，使得现实中我们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对于这个爱的难题，人类诚然全力以赴想解决——最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用算法。
“算法”（algorithm）一词被用来指一套有输入、有输出的解决问题的计算步骤。然而，爱的问题，显然很难被算法化处理——无法描述清楚爱是什么，便无从清晰界定要输入哪些变量信息。没有输入的算法是无意义的，没有输出的算法则是无用的。实际上，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物化学算法。位于算法架构中枢的是一千亿个大脑神经元，对输入端（各感官）信息快速用电信号彼此“激发”来进行黑箱式的——亦即，人类理性尚无法洞穿的——复杂计算，并作出相应输出。各种保全生命、趋利避害（如人看到蛇会顿感害怕快速远离），都是这套算法对输入信息自动快速作出的输出。然而，爱，却成为了这套生物化学算法的一个激进溢出。
有诗人看到捕雁者杀雁后另一脱网之雁“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的现象不能解，只能归之为“爱”（“情”），因为人类中亦“更有痴儿女”会为了“爱”而行相似之事。即便如此，诗人的困惑与怅惘仍然不能解：“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对于这样的违反生物化学算法之行为，理性也给不出回答——按照演化生物学，产生此种算法的基因，根本传不下去。换言之，由于那些“自投于地而死”之雁无法传递其基因，今天的雁身上就应该都不再会有这种基因。同样，《泰坦尼克号》上的Jack为了爱“自沉于海而死”，能有效传下去基因的都应该是Rose未婚夫这类人，Jack之流在生物史与文明史上都应该昙花一现，可以基因突变随机出来几个，但迅即消失，留不下痕迹。那么，何以我们今天还会有爱是什么（“情是何物”）的问题呢？它不应该早已绝迹，在人类身上彻底消失，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吗？
汤显祖在《牡丹亭》卷首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莎士比亚这位汤显祖同时代人（小14岁，但于同一年去世）兼同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把爱称作“一个最谨小慎微的疯狂”——但这个小疯狂让一对青年相继赴死。“不知”和“疯狂”，是剧作家对人类的嘲笑。爱让人赴死，然而理性仍然不知道什么情况——在理性之眼中，爱就只能是胡来的、盲目的、不可理喻的、彻底疯狂的。当代加拿大哲学家罗纳德·德苏达在其给著名的“牛津通识”丛书写的《爱》这本小书中提出：“爱的盲目性，可能不是事关视力沦丧，而是事关判断力沦丧。”这就是理性眼中所见之爱。
即便在脑科学、认知神经学、人工神经网络仿生工程学已成果累累的今天，对于死亦不足惜、“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爱，除了用“非理性”“疯狂”“痴”来界定，人类仍然找不出能经得起科学方法论检验的解释。爱，成为了人类认知版图中的一个黑洞性的奇点（singularity），在那个点上已有的规则、原理、话语——如，生物学规则、经济学原理、人类主义话语……——都彻底失效。爱，在理性眼里彻底是个怪物，不可理喻。
我们看到，被视为解决人类“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的爱，本身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解决“好生活问题”更难——由于爱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爱的问题无法以算法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于是，在人类主义时代，爱就一直处于极度撕裂状况：被时刻吹上天，同时又碎了一地。这种撕裂性，使得费希的同行、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说“爱已经死了——在任何衡量尺度上，它都陷入严重疾病中”。在人类主义的框架下，爱如果死了，“人性”就要跟着坍塌。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银幕上人工智能（“大卫”）那么想攻克爱这个难题——那不是人工智能这种“后人类”自己设定的目标，而是人类一早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哪怕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它还在解决人类想解决的问题。
在寄望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之前，人类自己实际上也曾知难而上，尝试借助算法来一劳永逸地攻克爱的问题。那么，英雄是谁呢？
巴迪欧说，由于“爱正备受威胁”，今天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去全力捍卫爱。但“捍卫爱”，是算法“听不懂”的目标。算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晰的问题与求解目标，然后算法工程师针对问题与目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和方法，完成算法的设计。然而，对于爱陷入严重疾病中乃至即将死去（面对的问题）与捍卫爱使其不死（求解的目标），算法工程师彻底无计可施——他既无法界定要对算法输入哪些信息，也无法界定要输出什么。如果最终输出的东西就是“爱”，那就涉及要让算法理解“爱”是什么，这意味着要将自然语言对“爱”的描述转化成可进行量化计算的数学语言，然而算法工程师用自然语言都说不清“爱”是什么，又如何进行算法设计？
为了能够和算法思维产生接口，我们可以把“爱的革命”发生后的人类主义时代人们遇到的爱的难题，重新界定为：怎样使自认为深爱彼此的爱侣，避免走向死亡或走向背叛？
通过改变问题的方向与边界，我们就有一个“算法友好”（algorithm-friendly）的问题了。进而，要达成的求解目标可以相应改成：爱通向婚姻而不是死亡，婚姻长久维系而不是出轨离婚。我们还可以对目标进一步加上明确限制条件，如十年内婚姻不破裂（抑或终身不破裂），这样就更“算法友好”了。
至于“幸福婚姻”（happilymarried）、婚姻状态中始终相爱（“永沐爱河”），则是算法无法处理的目标，除非“幸福”能被明确地转化成一组可量化的变量参数。
作出如上修改以后，笔者要提出的是，会利用算法思维来解决爱的问题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后者，实际上堪称将爱算法化的先行者。
02
婚姻算法：经济学家、算法工程师、程序员
在经济学家出手之前，其实人类就有一种相当古老的应对爱之难题的智慧。“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这种誓死之爱，读读诗词就可以了，要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稳妥的方式还是“门当户对”：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先匹配好，彼此基于理性而不是爱在一起。
这种理性精神可以被妥当地称作“计算理性”（